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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事实，是自律的第三种原则。尊重事实，意味着如实看待现实，杜绝虚假，因为虚假与事实完全对立。我们越是了解事实，处理问题就越是得心应手；对现实了解得越少，思维就越是混乱。虚假、错觉和幻觉，只能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断协调和谈判。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里；地图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道理很明显，但多数人仍然漠视事实。通向事实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出生时，并不是带着地图来到世界的。为在人生旅途上顺利行进，我们需要绘制地图，为此显然要付出努力。我们的努力越大，对事实的认识越清楚，地图的准确性就越高。相当多的人却对认识事实缺乏兴趣。有的人过了青春期，就放弃了绘制地图。他们原有的地图窄小、模糊、粗略，对世界的认识狭隘而偏激。大多数人过了中年，就自认为地图完美无缺，世界观没有任何瑕疵，甚至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新的信息和资讯，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似已疲惫不堪。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他们不停地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直到生命终结。

绘制人生地图的艰难，不在于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而是惟有不断修订，才能使地图内容翔实和准确。世界不断变化，冰山来了，冰山继而消退；文化出现，文化随即消失；技术有限，技术又似乎无限……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也处于更新和调整中。我们从弱小的、依赖性很强的孩子，一点点地成长为强有力的、被他人依赖的成年人；我们生病或衰老时，力量再次消失，我们又变得虚弱而且更有依赖性。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都会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孩子从婴儿长到青春期，我们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贫穷时，世界是一种样子；我们富有了，世界又是另外的样子。身边每天都有新的资讯，要吸收它们，地图的修订就要不断进行。足够多的崭新资讯累积成山，我们甚至不得不对地图做大规模修订，这使修订工作越发艰难，有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这也成为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

人生苦短，我们只想一帆风顺。我们由儿童成长为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付出不懈的努力，才成就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地图，似乎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一旦新的资讯与过去的观念发生冲突，需要对地图大幅度修正，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宁可对新的资讯视而不见。我们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奇特——不只是被动抗拒新的资讯，甚至指责新的资讯混淆是非，说它们是异端邪说，是来自邪恶势力。我们想控制周围的一切，使之完全符合我们的地图。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远比修订地图本身多得多)，去捍卫过时而陈腐的观念，却不去考虑如何更新旧的地图，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移情：过时的地图

抱残守缺，与现实脱节，这是不少人的通病。坚守过时的观念，对现实漠然置之，是构成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这种情形，心理学家称之为“移情”。不夸张地说，有多少心理学家，就有多少关于移情的定义，而我的定义是：把产生于童年时期，并似乎一直适用的对于现实的观念和反应(它们通常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具有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不恰当地转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移情”。

移情，是心理治疗的常见症状。移情过程可能很微妙，也极具普遍性和破坏性。我曾接待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对于他的心理治疗，因其移情程度过重而宣告无效。他是一个电脑技术员，因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去，不得不向我求助。失去妻子并未让他痛苦，失去孩子却让他无法接受。孩子对他的意义大于妻子。妻子曾暗示他：除非他去看心理医生，恢复正常状态，不然她们永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为了得到孩子，他只好接受心理治疗。我了解到妻子对他不满，原因不止一个：他心胸狭窄，经常无故产生妒忌心理，与此同时，他却疏远妻子，对她缺乏关心和体贴。他频繁更换工作，也令妻子难以忍受。早在青春期时，他的生活就混乱不堪：经常与警察冲突，曾因酗酒、斗殴、游荡、妨碍公务等罪名三度入狱。他大学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他被校方开除了，他似乎并不在意，就像他说的：“我的那些老师都是伪君子，和警察没什么区别。”他头脑灵活，在电脑界找到工作原本不在话下，奇怪的是，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法坚持下来，顶多不会超过一年半，获得提升更是难上加难。他有时是被单位解雇的，更多的原因则是经常同上司争吵，因而被迫辞职。他这样描述他的上司：“他们都是骗子、谎言家，他们只想保护好他们的臭屁股。”他总是说：“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他声称童年生活正常，事实却似乎相反。他在不经意间，多次回忆起父母带给他的极度失望。他们答应在他生日那天，送给他一辆脚踏车，后来却把承诺抛到脑后。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忘记孩子的生日。他本人很伤心，却不认为情形有多么严重，他只是想到“他们可能太忙了”，所以才顾不上他。他们答应与他共度周末，最后不了了之，理由还是“工作太忙”。还有好几次，他们说好到约定地点(比如聚会场合)去接他，最后却忘得一干二净，而原因仍旧是：“他们的脑子被太多事情占满了。”

父母的漠不关心，让病人的童年充满了阴影，他被悲伤和失望的感觉所缠绕，逐渐地或是突然间——我不清楚是哪一种——他做出结论：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这样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渐有了转变。他感觉似乎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对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不再把其承诺当一回事——他对父母失去了信任，感觉失望的次数大大减少，痛苦的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这个病人的移情得不偿失。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一前提，竟然导致他成了不幸的人：他没有机会拥有更称职的父母，他以为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所有父母对待子女的惟一方式。

他对现实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他最初的结论是：“我不能相信父母，他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后来进一步认清了“事实”：“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谁是靠得住的。”这成为其人生地图的主旋律。并伴随他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时期。他一再同权威人物发生冲突：警察、教师、上司。这些冲突越发使他感觉到，凡是具有某种权威，能给予他什么东西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他固然有重新修订地图的机会，但所有机会全部错过了。首先，他很难去接受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值得信任的。他认为如果冒险去信任他们，无异是偏离了固有的地图。其次，要想修订地图，他必须重新评价他的父母，他必须承认父母其实不爱他，他们的冷漠根本就不正常，他的童年也不正常，承认这些，无疑会给他带来剧烈的痛苦。第三，“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这一结论，是他根据自身体验做出的某种调整，这曾使他的痛苦感受大大降低。把这种调整完全放弃，做出新的调整，对于他是异常艰难的事。他宁愿维系过去的心态，就是不能信任任何人。他还不自觉地产生主观臆想，进一步来巩固自己的信念。他强迫自己疏远所有的人，甚至不让自己同妻子过于亲密。在他看来，他的妻子同样不可信任，惟一可靠的就是孩子，因为他们是惟一权威不在他之上的人，是他在世界上惟一能够信任的人。

移情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地图”。病人向心理医生求助，是因为旧地图已不再生效，但头脑中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们拒绝做出调整，甚至为了捍卫旧地图的有效性，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抗。这样，心理治疗就很难取得任何进展，那个电脑技术员就属于这种情形。一开始，他要求星期六前来就诊，过了三次，他就破坏了约定，因为他找到了一份周末兼职差事：帮助别人修剪草坪。我建议他把就诊改在星期四的晚上，可是过了两次，他就因单位加班而中断治疗。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接诊日程，把时间改在星期一晚上，因为他说过，星期一很少加班。同样，仅仅过了两次，因为加班，他连周一晚上的就诊也取消了。我开始感到怀疑，我问他是否真的需要不停地加班，因为我不可能再安排别的时间为他治疗。他最终承认：其实公司并未要求他加班，他只是希望多赚取额外的收入。在他看来，工作远比治疗更加重要。他对我说，如果星期一晚上不加班，就会在星期一下午四点左右，打电话通知我。我坦率地对他说，这种安排不适合我，我不可能把周一晚上的计划统统放到一边，专心等待他不确定的就诊。他感觉我过于苛刻和冷漠，因为我竟然把我的时间看得比他还重要，所以根本不关心他的病情，简而言之，他认为我这个人不值得信任。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合作只好中断，我也成了他旧地图上新的“界标”。

移情现象不仅存在于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上司和下属之间，朋友、团体以及国家之间，都会存在移情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移情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国家首脑同样是人，他们部分人格，都是童年经验塑造的结果。他们的言行，导演出许多值得思考的政治现象，譬如，希特勒追随的是什么样的心灵地图，它从何而来?从越战开始到战后，美国历经几任总统，各自都有怎样的人生地图?我想，他们的地图肯定各不相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的地图是怎样的？他们普遍的心理和行为，对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有着怎样的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他们的人生地图又是什么模样呢?如果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家经历塑造的地图，导致美国领导者发动了越战，那么六七十年代的现实状况，又将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从政府首脑到普通民众，我们应该如何尊重事实，及时修订人生地图呢？

逃避现实的痛苦和不幸，是人类的天性，只有通过自律才能逐渐克服现实的痛苦。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尽管这会带来痛苦，但远比我们的个人利益和暂时的舒适更为重要。我们必须淡化暂时的不适之感，应该追求真理而不是幻象，并愿意承受所有的痛苦。要让心灵获得成长，让心智走向成熟，就要竭尽全力，永远尊重事实，乃至献身真理。

迎接挑战

献身真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通过自身与外界的接触来认识世界。我们不仅要观察世界本身，也要对观察世界的主体(我们自身)进行反省。心理学家大都清楚：要了解病人的移情现象和心理冲突，治疗者首先要认清自身的移情和冲突，所以，心理学家也要学习和自律，甚至接受必要的心理治疗。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心理学家都能做到，他们也许能客观地观察外在世界，却不能以缜密的眼光观察自我。就世俗的标准看来，他们可能忠于职业，却未必充满智慧。智慧，意味着将思考与行动紧密结合。在过去的美国， “思考”（自我反省)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把阿德莱·斯蒂文森(1835—1914，美国副总统)讽刺为“书呆子”，还认为他不会成为出色的管理者，因为他这个人想法过多，经常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中。事实上，斯蒂文森的政绩令人瞩目，完全推翻了人们的猜想。我也亲耳听到过，有的父母严肃地提醒青春期的子女：“你思考得太多，只会把自己累坏。”这实在是荒谬，人之为人，就在于我们具有特殊的“大脑额叶”  (解剖学词汇)，使我们有着异于其他动物的反省能力。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我们昔日的态度似乎可以改变，我们意识到，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反省内心世界的痛苦，往往大于观察外在世界的痛苦，所以，很多人逃避前者而选择后者。实际上，愿意献身真理对于我们的非凡价值，将使痛苦显得微不足道。自我反省的快乐，甚至远远大于痛苦。

献身真理，意味着敢于接受其他制图者——外界的质疑和挑战，由此确定地图是否与事实符合。不然，我们就将生活在封闭的系统里——就像是单间牢房，我们“反复呼吸自己释放的恶臭空气”——如同塞尔维亚·普拉斯(美国女诗人)的比喻，沉湎在个人幻想里。修订地图带来的痛苦，使我们更容易选择逃避，不容许别人质疑我们的地图的有效性。我们可能对孩子说：“不许顶嘴，我们是你们的父母，在家里我们说了算。”我们对配偶说：“我们就这样维持现状吧。你说我的不是，我就会闹得天翻地覆，让你后悔莫及。”我们上了年纪，就会对家人和外人说：“我又老又弱，你为什么还要和我过不去？我这么大年岁，可你居然对我指手画脚!我的晚年活得不开心，那都是你的责任。”我们是老板和上司，就会对雇员说：“据说你有胆量怀疑我，还要向我挑战。你最好想清楚，最好别让我知道，不然就赶快卷铺盖走人吧!”

故步自封，逃避挑战，可说是人性的基本特征之一。不管现实如何变化，我们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逃避挑战是人类的本能，但不意味着它是恰当的态度，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做出改变。可想而知，我们不小心把大便弄到裤子上、我们一连许多天都不刷牙，想必也是自然的现象或行为，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必须超越自然。和原始人相比，现代人已经发生诸多的变化，这说明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与生俱来的本性，发展第二天性。人之为人，或许就在于我们可以超越本性，乃至改变本性，尝试去做不合本性的事情吧？

接受心理治疗，大概是一种最违反人类本性、却也最具人性的行为。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不但要释放自己，接受他人最尖锐的挑战，还要为别人的审视和治疗花费金钱。接受心理治疗需要勇气，不少人逃避心理治疗，不是缺乏金钱，而是缺乏勇气。不少心理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哪怕他们更需要接受治疗，也从未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和念头。有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在别人的印象里属于意志薄弱者，甚至为别人所诟病和讥讽，事实上，他们远比旁观者勇敢，因为他们敢于接受治疗。哪怕是在治疗初期，心理医生对其人生地图提出挑战，与病人的自我意象出现冲突，病人也能坚持下来，这足以证明他们比别人更健康、更坚强。

病人接受心理治疗，就是迎接他人的质疑和挑战。日常交往和接触，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接受挑战的机会：在冷饮店里、在会议上、在高尔夫球场上、在餐桌上、在床上；同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或雇员、我们的伴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情人、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的孩子之间的沟通。曾有一位女士前来治疗，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一个疗程即将结束前，我注意到，她突然多了一个特殊举动：从治疗椅上坐起来，把头发梳理一遍。这让我产生了好奇，于是询问起原因。“就在几周前，每次从您这里回家，我的丈夫都会注意到，我后面的头发，都被压成了扁平的形状，”她红着脸解释说，  “我没有告诉他原因。我害怕他知道我在接受心理治疗，他就会狠狠地嘲笑我。”由此看来，除了治疗本身，我们还要解决治疗以外的问题。心理治疗的任务，似乎从50分钟的办公室治疗，转变成为处理病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关系。只有让接受挑战成为习惯，心理治疗才能够真正成功。当这个女士对丈夫开诚布公，告诉他一直与我配合接受治疗时，她的治疗才取得了飞跃。

病人起初只是寻求“安慰”和“解脱”，极少有人有意识地寻求挑战。挑战即将来临时，不少人就可能“落荒而逃”，或至少在脑海里产生逃避之念。让病人明白：接受挑战，才可以带来真正的安慰；心灵接受长期的、甚至经常碰壁的自律，才可能使治疗成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理医生要运用有效的技巧，进行大量工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心理医生有时还需要设置“陷阱”，有意“引诱”病人坚持治疗，才能避免半途而废。有时候，即使医生和病人有过一年以上的接触，治疗也并未真正开始。

为让病人迅速接受挑战，心理医生经常采用“自由联想”，鼓励病人说出真相。譬如，病人需要说出最先想到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不重要。哪怕它们看上去毫无意义，你也要把它们说出来。如果同时想到了两三件事，就说出你最不愿意说的那件事。”病人积极配合，往往能取得神奇的效果。有的病人有很强的抗拒心理，他们假装配合医生，一边自由联想，一边喋喋地倾诉，却有意隐瞒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某个女人可能用一个钟头时间，说起童年的种种经历，却不想提及引发神经官能症的核心细节——就在某天早晨，她的丈夫一再逼问她，为什么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透支了一千元。这样的病人，存心要把心理治疗变成记者招待会——发言人面对提问，总是闪烁其词。实际上，这样的病人不是习惯于撒谎，就是有自欺欺人的倾向。

不管个人还是组织，声称敢于接受质疑和挑战，他们的地图就要接受严格的审视，因此尊重事实、献身真理的人，必然心胸坦荡，以诚待人。我们必须不断自我反省，在言语和行动上，确保我们与别人自如沟通，诚实地反映认知的事实。

诚实可能带来痛苦。人们说谎，就是为了逃避质疑带来的痛苦。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说谎的情形，既单纯又可笑，就如同一个打破台灯的四岁孩子，在母亲面前拼命辩解，说台灯是自己从桌子上掉下去的。畏惧挑战带来的正常的痛苦，因而不断逃避和撒谎，无异是有意回避有益的痛苦，这就可能产生相应的心理疾病。

为了规避，人们会选取各种捷径。我们想克服困难，想更快地达到目标，总想选择更容易、更快捷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捷径”。毫无疑问，作为正常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进步得更快，希望通过合理的捷径，实现心智的成熟，但不要忘记：关键的字眼是“合理”。事实上，我们忽视合理捷径的趋向，和寻求“不合理”捷径一样突出。为了通过某个学位考试，我们可以去阅读一本书的梗概，而不是把整本书读完，这完全可能是合理的捷径。如果梗概内容精炼，吸收了关键材料，我们就可以获得必要的知识，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然而，以欺骗手段参加考试，就不是合理的捷径。它或许能使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而且侥幸的话，欺骗者就会顺利通过考试，并获得渴望已久的学位证书，但他们无法拥有真正的知识。他们的学位其实是一种欺骗，一种假象，完全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假如这种学位成了人生的基础，那么，欺骗者呈现给世界的面目，也会变成假象和欺骗，而不是真实状况的反映。所以，他们需要更多地、不停地撒谎和掩饰，以保护假象不被揭穿。

要使心智成熟，合理的捷径之一就是接受心理治疗，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视。我们听到的最常见的辩解，就是质疑心理治疗的合理性——“我担心治疗会使我产生更多的依赖，让治疗本身成了一种拐杖，而我不想依赖拐杖前进。”其实，这样的托词，只是对内心恐惧的掩饰。接受心理治疗，对于我们的心灵的意义，有时就和使用锤子、钉子建造房屋一样，它并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拐杖”。没有锤子和钉子，照样有可能修建起一座房屋，但是，整个过程通常缺乏效率，难以令人满意，也很少有哪个工匠或木匠，因为不得不依赖锤子和钉子而对自己异常失望。同样，一个人心智的成熟，即使不通过心理治疗，也完全可以实现，不过整个过程可能枯燥、漫长而艰难。所以，使用有效的工具作为成长的捷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从另一方面说，心理治疗也可能被用作不合理的“捷径”，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某些父母身上。他们为孩子寻求心理治疗，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希望孩子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不再吸毒，不再乱发脾气，成绩不再下滑，诸如此类。有的父母的确想要帮助孩子成长，他们来看心理医生时，带着想解决问题的良好动机。而有的父母则不然，他们对孩子的问题明显负有责任，但他们只希望心理医生想出神奇的办法，马上改变孩子的状况，但决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例如，有的父母会开诚布公地说： “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有问题，这可能是导致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不过，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婚姻受到太多干扰，我们不想你对我们进行治疗。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只希望你治好我们的孩子，让他变得快乐些。”有的人甚至连这种坦率也没有，他们在孩子接受心理治疗之初，尚且表示愿意尽一切力量与医生配合，可是一旦让他们相信：孩子出现心理症状，完全是因为他们夫妻的生活方式不妥，导致孩子日益不满和愤恨成疾，而且长此以往，对孩子心智的成熟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的反应就会非常激烈：“什么？想让我们为了他做出改变，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改变，真是太可笑了!”这样，他们就会离开诊所，寻找别的心理医生，而后者可能按照他们的愿望，给他们提供毫无痛苦的“捷径”——毫无效果可言。最后，他们就会对朋友，也对他们自己说：“为了孩子，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我们为他找了四个心理医生，但没有任何帮助。”

人们不仅对别人撒谎，也会对自己撒谎。但良知提醒我们不要撒谎，这使我们感到痛苦。违背良知而自欺欺人，由此产生的谎言不可胜数，最常见、也最具破坏性的情形，出现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上，譬如“我们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以及“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也许这是事实，即使不是事实，大多数人也不愿承认。在我看来，所谓心理治疗，就是“鼓励说真话的游戏”。心理医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病人说出真话。长时间自欺欺人，使人的愧疚积聚，就会导致心理疾病。在诚实的气氛下，病态的心理才能慢慢恢复。心理医生必须释放心灵，对病人开诚布公。如果治疗者不能体验到病人的痛苦，又有什么资格要求病人承担面对现实的痛苦呢？医生了解自身和他人，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别人提供有效的指导。

隐瞒真相 

谎言通常分为两种：白色谎言和黑色谎言。所谓黑色谎言，就是彻头彻尾地撒谎，叙述的情况与现实完全不符；所谓白色谎言，其本身或许能反映事实，却有意隐瞒大部分真相。被冠以“白色谎言”的头衔，不意味着脱离了谎言的实质，并且值得原谅。政府利用检查制度，使人们无法了解真相，同样是一种白色谎言——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白色谎言欺骗民众的政府不比惯于撒谎的政府更加民主和开明。病人隐瞒大量透支银行存款的原因，对于治疗产生的妨碍，和彻头彻尾地撒谎一样严重。隐瞒部分真相，可能让人觉得无关紧要，白色谎言由此成了最常见的撒谎方式。另外，由于白色谎言不易察觉，其危害甚至远远超过黑色谎言。 

与黑色谎言不同，白色谎言常被认为是善意的谎言，戴着“不想伤害别人的感情”的帽子，更容易得到社会的宽容和认可。尽管我们抱怨人和人之间缺乏真诚——譬如父母对孩子的许诺就常常是“白色谎言”，但大量缺乏实质的白色谎言，却被认为是爱的体现。有的夫妻彼此尚能坦诚相待。却无法以同样的姿态对待孩子。他们隐瞒大量事实，比如吸食大麻，夫妻不和；因孩子的祖父母专横跋扈而心怀憎恨；经医生诊断，患有严重的心理失调；进行高风险的股票投机；隐瞒银行存款的数目……类似隐瞒真相的行为，被看作是为孩子着想，实际上，这样的“保护”没有效果。孩子早晚会知道：父母喜欢吸食大麻，经常吵架；他们的祖父母与爸爸妈妈关系不和；妈妈凡事神经过敏；爸爸做股票生意，赔得一塌糊涂。父母的白色谎言不是对孩子的保护，而是对孩子权利的剥夺，让他们无法了解到有关金钱、疾病、毒品、性、婚姻、父母、祖父母及其他方面的真实情形。他们接触的不是诚实的“角色榜样”，而是残缺的诚实、局部的坦率以及有限的勇气。父母以上述方式保护孩子，也可能出自对孩子的爱，只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式。但大部分父母却以“保护”做幌子，来维护家长的权威，避免孩子发出挑战，其潜台词是告诉孩子：“听着，你要乖巧些，不要随便打听大人的事。就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吧，这对我们都有好处。”“有些事你最好不要了解，这样你才会有安全感。”“爸爸妈妈的情绪出现异常，你没必要知道原因，这样我们才能相安无事。” 

有时候，我们追求绝对诚实的愿望，可能与孩子需要保护这一事实发生矛盾。比如，你和配偶婚姻美满，偶因吵架而冒出离婚之念，这是很正常的事。假如婚姻果真出现危机，孩子终会察觉，即使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会感受到潜在的威胁。可假如你们某晚吵过一架，第二天就对孩子说：“爸爸妈妈昨晚吵架了，而且想到了离婚。不过你们放心，我们眼下不会那么做。”这当然会给孩子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同样，心理医生在治疗初期，不要轻易对病人说出结论，病人可能在心理上并未做好准备。在医疗实习第一年，一位男性患者对我叙述起一场梦，他的梦境暗示出，他对可能成为同性恋感到焦虑。我为了表现专业水准，同时想使治疗取得进展，就告诉他：“你的梦表明，你担心自己有同性恋倾向。”他立刻紧张恐惧起来，随后三次接诊，他都没有出现。我花了相当大的努力，还加上一点点运气，才说服他继续治疗。后来进行的二十次治疗，给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好处——尽管我们以后再未提及同性恋这一话题。他在潜意识里感到焦虑，不意味着他在意识上做好准备，可以公开地同我探讨个人隐私。我把观察结论告诉他，对于他没有多少好处，甚至是莫大的冒犯。我使他丧失了就诊的勇气，这对医生而言，完全是一种失败。 

对于想进入政治和企业高层领域的人而言，限制性地表达个人意见，同样极为重要。凡事直言不讳的人，极易被上司认为是桀骜不驯，甚至被视为“捣乱分子”，是对组织和集体的威胁。若想在组织或集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需注重表达意见的时间、场合和方式。若想成为符合需要的集体成员，发表意见须有所节制，而不是随心所欲。换句话说，一个人应有选择地表达意见和想法。当然，出于忠于事实的考虑，我们又渴望直抒胸臆，而不是遮遮掩掩，这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担心祸从口出；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想违背诚实和公正的原则，而在二者之间，几无回旋余地，我们很难取得理想的平衡，这的确是高难度的挑战。 

在日常交往中，我们有时要开诚布公，有时则要抑制倾吐想法和感觉的欲望。那么怎样做，才不致违背尊重事实的原则呢？我们应遵循如下规则：首先，永远不要说假话，避免黑色谎言。其次，要牢牢记住：一般说来，不说出全部真相，基本上就等于说谎；非得保留部分真相，那一定是情非得已，且是出于重大道德因素的考虑。第三，不可因个人自私自利的欲望，例如满足权力欲、刻意争取上司的欢心、逃避修订心灵地图的挑战等等，将部分真相隐瞒下来。第四，只有在对对方确有好处的情况下，才可有选择地隐瞒部分真相。第五，尽可能忠实地评估对方的需要。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规则，只有以爱为出发点，才能做出恰当的评判和选择。第六，评估他人对事实的需要，在于对方能否借助我们提供的事实，使心灵获得成长。还要记住，在评估别人运用事实使心灵获得成长的能力上，我们通常都是低估而非高估了这种能力。

履行上述规则，是相当艰巨、无法尽善尽美的工作。很多人惧怕其中的痛苦，宁可选择有限的诚实和开放，这等同于生活在封闭状态中，从来不敢拿出地图，与现实情况进行比照。表面看来，自我封闭显然容易得多，殊不知尊重真理和事实，其收获将远远超过代价。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努力，不断修订人生地图，方能使心灵获得成长。与过于封闭者相比，开放的人拥有更健康的心理状态、更美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开诚布公，不必文过饰非，因此少了很多忧愁和烦恼。他们不需掩饰过去的假象，不必编造更多的谎言，以便掩盖过去的谎言。一个人越是诚实，保持诚实就越是容易，正如谎言说得越多，就越是要编造更多的谎言自圆其说。敢于面对事实的人，能够心胸坦荡地生活在天地间，也可借此摆脱良心的折磨和恐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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