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自律

自律的力量来自于爱，而爱的本质是一种意愿。自律，是将爱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所有的爱，都离不开自律。真正懂得爱的人，必然懂得自我约束，以此促进对方心智的成熟。

我曾经接触过一对夫妇，他们年轻、聪明，颇具艺术气质。遗憾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放荡不羁。他们结婚四年，差不多天天口角，有时还大打出手、摔烂家具。他们经常分居，并且都有过外遇。接受治疗之初，他们也知道只有学会约束和节制，才能使彼此的关系变得正常，可没过多久，他们就泄气了。他们无法忍受自律带来的压力，认为自律完全是一种限制，只会剥夺他们的热情和活力。他们喜欢无拘无束。他们不把别人的婚姻放在眼里，认为只有自己的婚姻，才充满色彩和活力，所以，他们很快就停止了治疗。又过了三年，他们的婚姻非但没有改善，甚至越来越糟。他们也曾向其他心理医生求助过，依旧没有任何效果。他们最终分道扬镳，成了陌路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局。

这对夫妻刻意追求人生多姿多彩，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由于缺少自律和自我完善，生活状态必然混乱不堪。这就好比幼儿学习画画，只是随意把色彩涂抹到纸上，表面看上去，也许倒也颇具吸引力，但画面其实既单调又乏味，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他们不懂得控制、调节和改变，因此，“画布”上没有任何色彩，也没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真正的活力与热情，离不开深刻而真挚的情感。恣意、放纵、漫无节制的情感，绝不会比自我约束的情感更为深刻。古代谚语说：“浅水喧闹，深潭无波。”真正掌握和控制情感的人，不仅不会缺少激情和活力，而且能使情感更为深刻和成熟。

人不应被情感所奴役，也不能把情感压抑得荡然无存。我有时候告诉病人，如果感情是他们的奴隶，自律就是奴隶的主人。感情是人生活力的来源，它让我们体验到人生的乐趣，满足自我的需求。既然感情可以为我们服务，我们就应该尊重它的价值。不过，作为感情的主人，我们却经常犯两个错误：其一，我们可能对奴隶不加约束，听之任之。我们从不给予管理和指示，长此以往，奴隶也就不再工作，而是闯进主人家里，为所欲为。它们搜光橱柜，砸烂家具。不久以后，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奴隶的奴隶，我们被折磨成了人格失调患者，就像前面那对放荡不羁的夫妇，让人生变得浑浑噩噩。

为内疚感折磨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走向另一种极端——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第二个错误：主人担心奴隶(感情造反，因此，出现任何征兆或者迹象，就会把奴隶捆绑起来，并加以毒打，甚至施以最严厉的刑罚。结果，奴隶们绝望之极，它们消极怠工，致使生产力大幅度降低；它们还可能伺机报复，让主人的担心变成事实：奴隶们举行暴动，一举攻占主人的城池——这也是某些人患有神经病或神经官能症的原因之一。恰当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需要丰富而复杂的平衡技巧，需要自我剖析和自我调整。主人要尊重奴隶(感情)，提供像样的食物、住所、医疗，及时听取意见并给予反馈。主人要鼓励奴隶的积极性，关心它们的健康状况，同时，也要把它们组织起来，规定纪律，下达命令，让它们分清界限，明确谁是管理者，谁是被管理者，从而实现健全的自律。

“爱”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情感，必须适当地约束。我在前面说过，爱的感觉与精神贯注息息相关。爱的感觉，能产生创造性的活力。但是，假如不加约束，任由其猖獗肆虐，爱就会变成逃出牢笼的野兽，它不仅不会成为真正的爱，而且会造成极为混乱的局面。真正的爱，需要自我完善，需要付出必要的精力，而我们精力总归有限，不可能疯狂地去爱每一个人。

也许你会认为你的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甚至可以“博爱”，并将博爱对象不停地扩展——这种愿望本身没有错，而且能使你感觉更具激情，可归根到底，这不过是主观臆想罢了。我们的人生何其短暂!在有限的生命里，有限的爱只能给予少数特定的对象。超过能力的限制，对我们的爱不加控制，无疑是自欺欺人，到头来事与愿违，给爱的对象带来伤害。即便很多人需要爱和关心，我们也必须有所选择，确定谁更适合作为爱的对象，谁更值得我们付出真正的爱。可以想象，这是艰难的选择，有时还会让你痛苦。你需要权衡多种因素，做出最终决定。你选择的爱的对象，应该能够通过你的帮助，迅速促进个人心智的成熟。事实上，许多人把心灵藏在厚厚的盔甲里。你想以实际行动去滋养他们的心灵，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最终却无济于事——对于这样的人，应该及早选择放弃，因为你不管如何倾注自己的爱，都无法使对方的心灵获得成长，就如同在干旱的土地上播种粮食，只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真正的爱珍贵而有限，应该倍加珍惜，妥善使用。你还必须坚持自律。使爱具有更大的力量。

我们不妨详细探讨“博爱”——广泛的爱。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能同时爱许多人，而且以真正的爱为出发点；还有的人认为，他们只属于某一特定的对象，他们只能与对方“珠联璧合”，而其他人都不配作为他们爱的对象。这两种认识，都是对爱的本质缺乏认知的结果。通常说来，一个人爱的对象相当有限。就婚姻关系(尤其是性关系)而言，爱，甚至完全是排他的，即容不下第三者。多数人的婚姻关系，只可以把配偶或子女作为爱的对象和爱的基础。假如我们除了家庭之外，还要向外界寻求异性的爱，就可能酿成悲剧。家庭成员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要对伴侣和子女负责。当然，有的人不仅在家庭范围内建立起以爱为基础的关系，而且还坚持认为，他们有过剩的爱的能力去爱别人。这当然也可能是事实，这种人更想把触角伸到家庭以外，向更多的人奉献自己的爱。这种博爱者在自我完善过程中，需要具有超出常人的自律，才不会误入歧途。著有《新道德》一书的圣公会神学家约瑟夫·弗莱彻，有一次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广博、自由的爱是一种理想，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实现这种理想。”他的意思是说，很少有人能充分地自律，因此就难以在家庭内外都拥有以爱为基础的健康的情感关系。自由与约束相辅相成，没有自律作基础，自由带来的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情感的毁灭。

也许你认为，我高估了与爱相关的自律，我推崇的生活方式严厉而苛刻，不停地自我反省，时刻考虑义务和责任，这只会把人变成清教徒。事实是，把爱和自律结合起来，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才能体验到快乐的极致。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获得短暂的快乐，但它们生命力有限，且不会让心智走向成熟。只有真正的爱，才能帮助你自我完善。你的爱越深，自我完善的程度也就越大。真正的爱，在促进对方心智成熟的同时，也会让你的心灵得到成长，你会体验到莫大的喜悦，幸福感会越发真实和持久。你非但不会成为清教徒，而且会生活得比任何人都快乐，正如乡村歌手约翰·丹佛在歌曲《处处有爱》中唱到的：

我知道人间处处有爱/请你放心地成为你自己/我相信人生可以变得更加完美/就让我们加入这场人生的游戏……

爱与独立

帮助他人心灵的成长，也可以滋养我们的心灵。爱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爱者与被爱者都不是对方的附属品。付出真爱的人，应该永远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个体，永远尊重对方的独立和成长。很多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由此导致身心的痛苦乃至严重的疾病。

不把别人看成独立的个体，无视别人的独立和自由，这种情形最极端的体现，恐怕就是“自恋”了。自恋者不能接受这一事实：他们的子女、配偶和朋友，都有各自的想法与情感。我接待过一个叫苏珊的病人，她当时31岁，从18岁开始，她就多次自杀未遂，此后l3年里，她成了医院和精神疗养院的常客。她接受过多位心理医生的帮助，病情也大有好转。我为她治疗了几个月，她渐渐学会信任值得信赖的人，也能分辨出哪些人值得信赖；她也能够接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事实，以开朗而乐观的态度面对疾病；她学会了自尊自爱，学会了照顾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过于依赖别人。总而言之，她的健康恢复得很快。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她就可以彻底出院，去过独立的生活。我见到了她的父母，他们五十多岁，谈吐高雅。我美滋滋地把苏珊的情况告诉他们，还解释了我对苏珊的前景感到乐观的理由。不料，苏珊的母亲，x女士突然流下了眼泪。我以为她是过分激动才喜极而泣，奇怪的是，她的表情却极为悲哀。我只好问道：“我真的不明白，夫人。我告诉你的是个好消息，你为什么还要难过呢?”

“我当然感到难过了，”她说，  “想到苏珊的痛苦，你怎能叫我不流泪呢?”

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苏珊在患病和治疗期间，的确吃了不少苦头，但这是值得的。她学到了很多，而且就要脱离苦海了。根据我的经验，和其他成年人相比，她变得相当成熟。在与精神分裂症的较量中，她的经验、勇气和智慧，或许能使她更为坚强，她将来要经受的痛苦，也会比别人少得多。我惊讶地发现，她的母亲依然面色悲哀地默默流泪。

“我真是有些糊涂了，x女士，”我说：“在过去13年里，你一定接触过苏珊的许多心理医生，对苏珊的情况一定很清楚。我坚信她这一次的恢复，尤其会让你感到乐观。难道除了难过以外，你就不为她感到高兴吗?”

“我想到的只是……苏珊活得太苦了。”她眼泪汪汪地说。

我说：“可是，你真的不为她感到高兴吗?你想到的，只是她以前的痛苦吗?”

她照旧哭泣着说：“可怜的苏珊，她一辈子都在受苦。”

我突然明白了：x女士不是在为苏珊流泪，而是在为她自己流泪，为她遭受的痛苦而悲伤。我们谈论的是苏珊而不是她，她只好假借苏珊的名义，发泄她本人的隐痛。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她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因为她无法区分她和苏珊的不同，她以为她感觉到的一切，苏珊都能够感觉到。苏珊成了她表达情感的工具。x女士不是故意要这样做。她也没有任何恶意，但是，在她的意识深处，根本不觉得苏珊和她有什么区别。她认为苏珊就是她，而她从未把苏珊当成独立的个体。在意识思维层面，她知道苏珊和她是两个人，可是在情感方面，她觉得除了她以外，其他人(包括苏珊)都不存在。她的这种愿望和感受过于强烈，以致她认为全世界只有她——x女士——一个人存在，而其他人只是虚幻之物。

我后来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母亲，往往是典型的自恋狂。这不是说子女有精神分裂，母亲就一定是自恋狂，也不意味着母亲是自恋狂，孩子就必然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复杂，跟遗传和环境都有关系，母亲患有自恋狂的病症，势必给孩子的童年带来负面的影响。

以苏珊和其母亲为例，假如我们了解她们相处的情形，对于这种影响的认识就会更清楚。例如，有一天下午，苏珊患有自恋狂症的母亲——x女士，正深浸在自哀自怜的状态中。苏珊放学回到家里，她在美术课上得到了优等成绩，所以高兴地把作品拿给母亲欣赏。她告诉母亲她进步得多么快。她等着母亲给予表扬，x女士却说：“苏珊，你快去睡午觉吧!为了画这些画，你最近太辛苦了。现在的学校真不像话，根本不管孩子的健康。”还有一天，x女士正处在自我幻想的狂热中，而苏珊由于坐校车时遭到男生欺负，回到家里便对她哭诉。X女士却对她说：“让琼斯先生开校车，我看最合适不过了。他脾气那么好，那么有耐心，能够去忍受你们这些孩子。真是了不起呀!今年圣诞节，你应该给他送件小礼物。”自恋的人无视别人的存在，只把别人当成自我的延伸。他们没有感同身受的能力，从不去体会别人的感觉，也不具备为别人着想的能力。患有自恋症的父母，对于子女的情绪和状态，无法做出正确的回应，对他们的需要不加体会。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也很少懂得体察别人的感受，这是童年时期家庭负面影响的结果。

大多数为人父母者，未必像苏珊的母亲那么自恋，可是，他们都会对子女的独特性视而不见。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是：“你的性格和你吉姆叔叔一样”，似乎孩子不过是遗传基因的复制品。殊不知父母基因的重新组合，必然诞生出跟父母、祖父母，以及跟任何祖先不同的崭新的生命。作为运动员的父亲，逼着喜欢读书的儿子走上足球场；身为学者的父亲，迫使喜欢运动的儿子苦读书本，这样只能对孩子的成长造成误导，使孩子的内心充满痛苦。最终，父母在教育上功败垂成。

一位将军的妻子，曾这样说起17岁的女儿莎莉：“莎莉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去写那些伤感的诗歌，难道这不是病态吗?她甚至很少去参加同学聚会。我想，她是得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我和她的女儿莎莉面谈，却发现莎莉是个开朗活泼、讨人喜欢的女孩，她的成绩名列前茅，人缘也很好。我告诉她的父母，莎莉没有问题，反倒是他们自己应该端正态度，不要随意动用家长权威，逼迫莎莉变得跟他们一样。他们非要把莎莉的特立独行当成是病态，将来一定会后悔莫及。

有些青春期的孩子经常抱怨，说父母严格教育他们并非是来自真心的关怀，而是父母担心个人名声受到影响。几年前，一位少年就曾对我说：“父母整天对我的头发说三道四，但是他们从来就说不出留长发到底有什么坏处。他们只是不想丢人现眼，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的儿子留长发。他们不在乎我的感受，只是在乎他们留给别人的印象。”青少年的抱怨，常常不是空穴来风。有的父母不尊重孩子独立的人格，只把子女当成自我的延伸。子女就像他们昂贵的衣服、漂亮的首饰、修剪齐整的草坪、擦拭一新的汽车，而后者代表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父母的这种自恋情结，看上去没什么大不了，但其实有着惊人的破坏力。而且，这种情形相当普遍。难怪在论述子女教育的一首诗歌中，诗人纪伯伦提出批评——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

不能接受所爱之人的独立性，就会给亲情和爱情带来危害。不久前，我主持一次关于婚姻问题的团体治疗，一个男性成员说：“我认为妻子的作用，就是整理家务、照顾孩子、备办三餐”。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人吃惊。我本来以为，等其他成员相继发表看法以后，他或许能意识到他的个人想法是错误的。让我大感意外的是，团体里还有六个成员(甚至包括女性成员在内)，对于妻子作用的认识，都和他如出一辙。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判断妻子的价值，而没有考虑对方是独立个体。妻子的意义和作用，绝不仅是照顾伴侣的生活。

我说：“唉，难怪你们的婚姻都出了问题。你们必须清楚，人人都有独立的人生和命运，不然，你们婚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有的人对我的话感到困惑，他们质问我：“你又如何看待妻子的作用?”我对他们说：“就我看来，我妻子的意义和价值，是尽可能满足她自己的需要，尽可能使她的心智获得成熟。这不仅对我有好处，也是为了她本人乃至上帝的荣耀。”遗憾的是，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真正理解我的意思。

在情感关系中，为什么人人都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千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它在政治领域得到的关注，显然要多得多。例如，极端封建主义哲学观，与前述的婚姻观念就极为类似，即一个人存在的意义与作用，就是为家庭、封建君主、封建帝国提供服务。小我必须为大我牺牲，个人命运微不足道。极端资本主义则一味强调个人价值，哪怕为此牺牲家庭、团体、社会的利益。在这两种观念的驱使下，孤儿寡母可以忍饥挨饿，可以不必得到他人的关心和照顾；企业家可以争名夺利，牺牲工人利益，享受堆积如山的成果。思维健全的人都看得出，这两种极端的思维方式，都无法解决一个现实问题：在情感关系中，双方如何保持独立性?毋庸置疑，个人健康有赖于社会健康，社会健康也有赖于个人健康。婚姻和家庭，好比是登山运动的后方营地，登山者要取得成功，必须完善后方营地，保证食物和药品的供应，一边随时在营地里休息，补充营养，一边准备攀登下一座高山。一流登山者筹备后方营地的时间，甚至不少于实际登山所用的时间。原因在于：后方营地是否稳固，粮食是否充足，关系到能否完成登山任务，乃至关乎个人的生命。

男人的婚姻出现问题，在于婚后只想着登山，对后方营地（婚姻)却缺少经营。他们以为营地里衣食齐全，井然有序，随时都可以供他使用，他不需要花费力气，对营地进行修缮和维护。这种“极端资本主义”式的态度，注定会让男人的婚姻遭遇失败。男人回到家里，就会惊奇地发现，后方营地成了废墟——妻子因精神崩溃而住进医院，或是有了外遇，或以其他方式向丈夫宣布：她从此以后拒绝继续照管营地。

女人婚姻出现问题，常常在于女人婚后觉得万事大吉，以为其人生价值就此实现。她把后方营地当成人生巅峰。丈夫在婚姻以外的一切努力，一切创造性的成就，不仅无关紧要，甚至只会让她充满敌意。她要求丈夫“改邪归正”，把精力完全放在家庭和婚姻上。这样做，就如同“极端封建主义”观念，只会让婚姻变得令人窒息。丈夫感觉到强烈的束缚，只想早日摆脱枷锁，逃之夭夭。

在某种意义上，妇女解放运动像一面旗帜，为我们指引了理想的婚姻之道：婚姻，是分工与合作并存的制度，夫妻双方需要奉献和关心，为彼此的成长付出努力。理想婚姻的基本目标，是让双方同时得到滋养，推动两颗心灵的共同成长。双方都有责任照顾后方营地，都要追求各自的进步，都要攀登实现个人价值的人生巅峰。

少年时代，我喜欢美国女诗人安·布拉兹特里特的宗教组诗。谈到夫妻关系，她的一句诗曾让我尤其感动，那就是“你我合而为一，我将一生感激。”但到了成年以后，我才渐渐意识到，夫妻双方只有更加独立，而不是“合而为一”，才能保持各自的情操和特性，才能使婚姻生活更为美满。因惧怕孤独而选择婚姻，注定不会成就幸福的婚姻。真正的爱尊重彼此的独立，也敢于承担分离和意外丧偶的风险。成功的婚姻，能够为心灵提供更好的滋养，并且成就辉煌的人生旅程。夫妻双方以爱为出发点，为对方的成长尽心尽力，甚至适当做出牺牲，才会获得同等乃至更大的进步。夫妻任何一方登上人生的顶峰，都可以大幅度提高婚姻质量，将情感和家庭提升到更高层次，进而推动全社会的健康发展。换句话说，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成长紧密结合在一起。当然，在追求成长的过程中，孤独和寂寞常是不可避免的。诗人纪伯伦曾这样谈到婚姻中“寂寞的智慧”：

你们的结合要保留空隙/让天堂的风在你们中间舞动/彼此相爱，但不要制造爱的枷锁/在你们灵魂的两岸之间，让爱成为涌动的海洋/倒满彼此的酒杯，但不可只从一个杯子啜饮/分享你们的面包，但不可只把同一块面包享用/一起欢笑，载歌载舞，但容许对方的独处/就像琵琶的弦/虽然在同一首音乐中颤动/然而你是你，我是我，彼此独立/交出你的心灵，但不是由对方保管/因为惟有生命之手，才能容纳你的心灵/站在一起，却不可太过接近/君不见，寺庙的梁柱各自耸立/橡树与松柏，也不在彼此的阴影中成长。

爱与心理治疗

15年前，我进入心理治疗这一行，当时怀有怎样的动机，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当然，我相信自己志在助人。其他医学门类也有助于人类健康，但在我看来，其治疗程序过于机械化，我难以适应。我也觉得与别人深入沟通，比起不时地把手放到病人身上摸来摸去地检查病情要有趣得多。人类心智的成熟过程，也比肉体或病毒的变化更吸引我。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多数心理医生如何帮助他人。我只是设想他们会使用某种符咒或魔术，神奇地解开病人的心结，我也一直渴望成为这样的魔法师。我并没有想到，我的工作关乎病人心智的成熟，甚至与我自己心智的成熟有关。

在实习前十个月，我负责照顾病情严重的住院病人。我觉得他们更需要药物、电磁治疗以及专业护理，而我的作用不值一提。不过，我还是学会了传统意义的“符咒”——与病人进行心理互动的技巧。此后不久，我开始接待第一个病人，不妨暂且称她为马西娅。马西娅每周看病三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她进行的治疗，一直令我感到难受。不管我要求她谈什么，她基本上缄口不言。她也不肯照我提供的方式，说出更多的心里话，甚而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也大相径庭。经过一再努力，她多少做出了调整，我也采取了更多样的治疗方式。可是，尽管我掌握各种治疗技巧，却不能给马西娅带来更大的帮助。经过一段治疗，她还是恶习不改：像过去一样，她总是放纵地与多个男人交往。几个月以来，她始终向我炫耀有增无减的恶劣行为，就这样过了一年。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无药可救了?”

对于怎样回答她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只是含糊地问：“你似乎是想知道，我对你为人的看法对吗?”

她说，她正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我该说什么呢?应该采用哪一种符咒呢?难道我应该回答：“你为什么想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你觉得，我对你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或者“马西娅，我如何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自己。”归根到底，我没有做出这些避重就轻、不痛不痒的回答，它们只不过是逃避性的遁词。马西娅在长达一年时间里，坚持每周看病三次，我有理由给予她诚实的答案。但是，对于她的问题如何回答，没有任何可以遵循的先例，也没有哪位教授告诉过我，如何当着病人的面，如实说出对对方人品和人格的看法。我在以前的医学教育中，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别的医生同样没有。

我相信说出心里话，就很可能陷入被动。我紧张地思考着，感觉心怦怦直跳。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冒险。我说：“马西娅．你来看病有一年了。说实话，我们的关系不是很顺畅，大部分时间都在对抗，这使我们都感到无聊、紧张、恼怒。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告诉你，在这一年里，你能够忍受不便，一周接一周、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来看病，表现出很强的毅力。如果你不是自尊自爱、追求成长的人，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努力追求上进，怎么可能是无药可救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并不是无药可救。你也有资格得到我的尊重。”

不久，马西娅就从几十个关系暖昧的男人当中，选择了最适合的一位，并和对方认真交往。他们后来结了婚，生活幸福。她再也不是那个自暴自弃、过于放纵的女孩子了。自从我们那次谈话以后，她开始更多地敞开心扉，除了缺点，她还会说起自己的优点。我们无谓的对抗也消失了。治疗越来越顺利，她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我采取了冒险的治疗方式，不仅使她态度逆转，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而且对她没有任何伤害，既保证了治疗的质量，也成为整个治疗的转折点。

上面的事例，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心理治疗者是否都应开诚布公，把自己的看法告诉病人?当然不见得。心理医生应该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治疗手段。而且要基于一个基本前提：医生必须诚实地对待病人，而且要始终如一。作为医生，我尊重而且喜欢马西娅，这也完全是出自真心。而且，我对她的尊重和喜爱，对于她有着特殊意义，尤其是在我们相识已久，治疗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治疗出现转折，与我对她的尊重和喜爱无关，而是与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出现进展有关。

在治疗另一个病人期间(姑且称她为海伦)，也出现过类似的戏剧化的转折。海伦每周看病两次，过了九个月，病情仍没有起色，我对她本人也缺乏好感。相处了很长时间，她还是戴着厚厚的面具。我不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陷入了迷惑和懊恼之中，连续几个晚上研究她的病例，却没有任何收获。我惟一知道的是，海伦不信任我。她也抱怨我不关心她，甚至说我只关心她的钱。九个月后的一天，她在接受治疗时说：“派克大夫，你无法想象我有多么沮丧。你不关心我，也不在乎我的感觉，你让我怎么和你沟通呢?”

“海伦，”我回答说，“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两个都很沮丧。我不知道，你听了我的话会怎么想，但是说实话，我从业十年来，你是最让我头痛的病人。我以前从来有过这样的经历：和病人接触过这么长时间，在治疗上却毫无进展。或许你觉得，我不是适合你的医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愿意半途而废，可你的确让我感到困惑。我想不通我们之间的合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海伦突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那么看起来，你还是关心我的。”她说。

“呃?”我问。

“你不关心我，也就不致感到沮丧了。”

下一次见面时，海伦完全变了样。她过去对很多事情避而不谈，如今却像换了一个人。她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她以前的经历和感受。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找到了她的疾病的症结，并且迅速确立了理想的治疗方案。

我在治疗中的反应，对海伦有着特别的意义。我做出恰当反应的前提，在于我们的交往越来越深入，在于我们都为治疗付出了努力。心理治疗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不是依靠单纯的激励，不是借助于任何“符咒”或采取特殊治疗方式，而是医生与病人之间，要彼此做出承诺，要进行卓绝的努力。治疗者必须为了病人的成长而进行自我完善，承受没有退路的风险。他们要始终如一地关心病人，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精力。换句话说，真正的爱，是让心理治疗顺利进行的最重要因素。

如今，西方的心理学著作，其数量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却大都忽视了“爱”这个题目。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印度教派的智者指出：爱，是力量的来源。然而在西方心理学著作中，只有个别分析心理治疗成败得失的文章，才偶尔提到爱的问题。而且，它们顶多是提到“亲切感”、“同情心”等特质有助于心理治疗取得成功。“爱”这个题目，似乎令心理学家们感到尴尬，以致极少提起。这种情形有诸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我们常常把真正的爱与浪漫的爱混为一谈。另外，我们偏重于所谓“科学治疗”，认为它更加理性，更加具体，它是可以测量的一种治疗方式，心理学当然也属于科学治疗的范畴。相对而言，爱是抽象的事物，是难以测量、超乎理性的事物，因此不能归入科学治疗之列。

专家们对“爱”闭口不谈，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认为医生应同病人保持距离，这种传统的治疗观念根深蒂固。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对这一观念的信奉程度，甚至有甚于弗洛伊德本人。根据他们的观点，病人对医生的爱都属于“移情”，医生对病人的爱则属于“反移情”，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它们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应该竭力避免。

我认为这种观点很荒谬。移情，一向被视为不恰当的情感反应和心理作用，但是，医生在治疗过程中，能连续几个小时倾听病人的心里话，他们既不随意打断病人，也决不妄下断言，他们能够给予病人从未有过的关心，大幅度减轻病人身心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爱上医生，完全是正常的反应。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移情的本质，决定了它可以阻止病人真正爱上医生。毕竟，移情只是短暂的心理现象，可以使病人初次感受到情感的力量，从而更容易使治疗产生效果。有的病人配合治疗，听从医生的建议，并借助治疗使心智成熟，医生对这样的病人具有好感乃至产生爱意，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在治疗中掺入亲情成分，可使治疗更有起色，此时，想必心理医生对病人的爱，就如称职的父母给予子女的爱。

许多人产生心理疾病，都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爱，或者得到的是畸形的爱。医生给予病人更多的爱和关心，才能够使他们的心理得到补偿，使疾病更快地得到治愈。心理医生不能真心地去爱病人，就无法使治疗产生疗效，更不要说立竿见影了。不管心理医生受过多么好的训练，没有真正的爱，或者缺少自我完善，心理治疗只会以失败收场。

由于爱和性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不妨对医生和病人的性行为略作探讨。心理治疗具有“爱”和“亲密”的元素，因此，病人和医生容易彼此产生性的吸引力，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也跟着增加。有的心理学同行，对那些跟病人发生性行为的心理医生大加痛斥。其实，他们未必真正了解其中原因。坦率地说，假如我经过细致的权衡，判定要使病人的心智成熟，就必须和其产生亲密的关系(包括性行为在内)，也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方式。不过，在我15年的从医生涯中，至今还未出现过这种特殊情形，我也很难想象会出现这种情形。

正如前面所述，称职的心理医生扮演的角色，基本类似于称职的父母的角色。显而易见，称职的父母不可能和孩子发生性行为。父母的职责，在于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利用孩子满足个人欲望。有责任感的心理治疗者，会尽可能地去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而不是通过病人满足自己的需要。父母应该鼓励孩子追求独立，这也是医生对病人承担的责任。在没有这种责任作为前提的情况下，假如某个心理医生宣称，他跟病人发生性行为，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是为了鼓励病人走向独立，那么他的话就必然是一派胡言，无法叫人信服。

当然，有的病人的确有性引诱倾向，容易把自己同心理医生的关系，转化为某种性关系。这只会妨碍他们的自由和成长。现存的一些理论以及为数不多的证据证明：治疗者与这样的病人发生性行为，只能使病人的心理变得更加依赖，因此只会妨碍他们心智的成熟。即便医生和病人没有发展到性行为阶段，只是谈情说爱，也是有害无益的事情。我在前面说过，如果陷入情网，自我界限会出现崩溃，其独立性又会出现大幅度倒退。

治疗者同病人陷入情网，前者就无法客观面对后者的状况，也无法区分各自的需要。治疗者爱他们的病人，就不该轻易同病人谈情说爱。医生必须尊重被爱者独立的人格，区分自己和病人的角色。有的心理医生甚至认为，除了治疗以外，其他时间不可以同病人私下接触。我尊重这一观点的出发点，不过，我觉得不必做出如此严格的规定。当然，我过去在这方面有过失败的经验：我私下里同一位病人接触，对于其治疗却没有多少帮助。与此同时，我和别的病人私下交往，结果彼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我也曾为几个好友进行心理分析和治疗，而且一概取得了成功。通常说来，即便治疗成功告一段落，医生也应该冷静而谨慎，保证自己与病人的私下接触绝对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置病人的利害于不顾。

既然现代心理治疗理论敢于一反传统，把心理治疗界定为真正的爱的历程，那么反过来说，真正的爱，能否使心理治疗更有成效呢?如果我们真心去爱自己的伴侣、父母、子女、朋友，我们能为使他们心智成熟而进行自我完善，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是在对其进行心理治疗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我的妻子、儿女、父母或朋友出现了心理疾病。他们整天不是胡思乱想，就是自我欺骗，或不幸处于其他困境之中，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与他们密切沟通，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状况。在此过程中，我还会忍受痛苦，不断自律，从而实现自我完善。我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如同我对待那些支付金钱来找我看病的患者一样。我从来都不曾设想过，我应该把自己的职业同私人生活一分为二。我不可能因为家人、朋友没和我签署过保证书，没有付给我任何医疗费，就对他们置之不理，藏匿起专业知识以及所有的爱。假如我不肯把握每一个机会，运用学到的知识，尽可能地去帮助我所爱的人，努力促进他们心智的成熟，我又如何算得上是好朋友、好父亲、好丈夫和好儿子呢?而且，我相信我的朋友和家人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帮助我解决各种问题。尽管有时侯，我的孩子们对我的批评过于坦率，他们提出的所谓“忠告”也不见得有多么成熟，但毕竟使我得到不少的启示。我的妻子带给我的帮助，也绝不少于我给她的帮助。同样，假如朋友对我的个人问题视而不见，从未给过我任何出自真心的关怀，我也不可能把他们当成真正的朋友。实际上，没有亲人和朋友的指导和帮助，我的成长与进步就会大大滞后。所有建立在真爱之上的情感关系，其实都是互相勉励、共同促进的心理治疗关系。

当然，我并非一直这样看待上述问题。在过去，我对妻子给予我的赞美的重视程度，要大于她对我的批评；我对她的依赖性的培养和扶植，绝不亚于我对她的独立性的支持和鼓励。作为父亲和丈夫，我仅把自己看作是家庭的衣食提供者，我的责任就是给家里带回火腿和熏猪肉，而我理想中的家庭，是个气氛温馨而不是充满挑战的地方。我曾认为，心理医生为了强化职业特性，经常对朋友和家庭成员进行心理实践，绝对是危险而有害的，而且是不道德的。除了对滥用职业的恐惧以外，懒惰也助长了我的上述意识。给家人提供心理治疗当然也是一种工作，每天工作八小时，显然要比工作十六小时更容易。而且，医生也更容易爱上这样的患者——一个怀着希冀和渴望，主动涉足你的专业领域，主动寻求你的帮助，想借助你的智慧而获得支持的人；一个愿意付费给你，让你为他(她)诊断和治疗，而且每次都限制在50分钟以内的人。与之相反，你似乎不大容易去爱上另外一种人——他们把你的关注视为应尽的义务，随意对你提出各种要求；他们从不把你当成权威人物，也不会恳求你给予指导。

事实上，你对家人或朋友进行心理治疗，照样需要自律，其强度绝不亚于在办公室里的工作，甚至要付出更多的爱和努力。在我看来，一个人坚持不懈，跋涉于心智成熟之路，爱的能力就会不断增长。假如心理医生被外界因素过多地限制，就不应超出自己爱的能力范围，勉强尝试其他心理治疗。没有爱的心理治疗，不仅不可能成功，甚至只会带来危害。如果你每天能“爱”六个小时，那么你应当感到满意，因为你的爱的能力，已经大于大多数人了。心智成熟的旅途是漫长的，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学习自律，使自己具备更强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对朋友和家庭进行心理治疗。在所有时间都能去爱别人——这是一种理想，一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可能最终实现的目标，但是，在短时间内，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从另一方面说，即便是外行者，只要他们富有爱心，即使没有接受过严格训练，也能够进行心理治疗。也就是说，对朋友和家庭进行心理治疗，不仅适用于职业心理医生，也适用于所有的人。

有时候别人会问我，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治疗，我告诉他们：“当你自己能够成为不错的心理医生的时候。”这一结论，其实更适用于团体治疗的成员。许多病人不喜欢这种回答，有人说：“这太难了!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我和别人交往，一直都要处在思考中。我不想考虑那么多，我不想那么辛苦，只想活得快乐些。”我经常提醒他们：人际交往是彼此学习和教育的机会，也就是给予治疗和接受治疗的机会。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我们既不能学到什么，也不能教给别人什么。即便如此，病人们还是会感到紧张和畏惧。他们说的是心里话，他们不想追求过高的目标，不想让人生过于辛苦。因此，即便是接受最有经验、最具爱心的心理医生的治疗，大多数病人也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他们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匆匆结束治疗。他们或许能够咬紧牙关，踏上短暂的心智成熟之路，甚至是相当长的距离，但终归难以走完全程。心灵旅行过于艰难，使他们只满足于做普通人，而不想接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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