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安宁读书会:你不知道的自己:第二十四章  恐惧的不仅仅是艾滋病

我是一家心理医院的医生。一天下午,一位三十来岁的男性走我的诊室,说要跟我谈一谈他的问题。在得到我郑重承诺,决不把他的事告诉任何人之后,他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一个国家机关工作。由于能力出众、工作勤奋,深受领导赏识,职位不断提升,现在已经是一个大部门的行政一把手,在同龄人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一年以前,一位高中的同学到我工作的城市来看我,两人十几年未见,一见自然要煮酒畅谈了。酒是在一家集餐饮、娱乐于一身的娱乐城喝的,两个人喝了近两瓶五粮液,都喝得烂醉如泥。其后的事只能模模糊糊记得,洗桑拿、叫小姐,胡天胡地直至第二天凌晨才回家。”

“在家睡了一觉,醒来后头痛欲裂。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对前一天晚上荒唐的悔恨。那位朋友是生意场上的人,也许那种事情对他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但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一般的宴请我都不会参加,更谈不上什么色情活动了。再说,我结婚十几年,夫妻感情很好,有一个女儿,我很爱她们,我绝不会允许自己做出什么对不起她们的事情来。酒真是乱性啊!”

“过了几天,悔恨的感觉慢慢好些了,另外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出现了。我开始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记得那天晚上使用了安全套的,但我在网上查了资料,说安全套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网上另外一些关于艾滋病的内容我几乎全都看了,越看越害怕,越怕还越想看。我现在都成了艾滋病的专家了。那件事情以后一个月,我鼓足勇气,专程去另外一个省的省城,做了艾滋病的检查,用的是假名。去别的城市和用假名,当然是怕别人发现了。检查的结果是阴性,但丝毫没有减轻我对自己患了艾滋病的怀疑。我老是想,会不会是化验单拿错了?或者化验的人不负责任,随便写了一个结果?再或者那个医院的水平太差,有艾滋病也检查不出来?总之,是不相信我没有患艾滋病这个结果。”

“说实话,我也并不怕死的人,如果得了癌症什么的,大不了就是一死嘛,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可以在家躺着,让老婆孩子照顾我,让单位的人关心我,心安理得。关键是艾滋病很特别,事关一个人的品行、前途和声誉。我死了无所谓,一了百了,但我的妻子和女儿该怎样面对他人的议论和歧视?还有,我如果把艾滋病传染给了她们怎么办?我妻子还年轻,经常会有需要,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不是我那方面不行,而是怕把艾滋病传染给她。所以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我都尽可能找一些事,使自己总是在她已经睡着了以后再上床。躲不可能完全躲过,实在躲不过去了,也只好硬着头皮上,虽然妻子已上了节育环,但我还是坚持每次房事都用安全套,还编了一套安全套有益健康之类的鬼话骗她,她很信任我,也没怎么怀疑。一年来,我整天都是提心吊胆,上厕所,要用卫生纸把坐式马桶边包起来上;从来没用过脸盆,总是直接在水龙头处接水洗;碗筷总是偷偷地用开水消毒,等等。生活得一塌糊涂。有时候也想,干脆向妻子坦白了算了,但实在鼓不起勇气,无法预料她会是什么反应。再说,即使她原谅了我,就能减轻我的恐惧吗?

“工作上也不顺利。由于成天焦虑不安,上班做事完全没有精神。记忆力减退,经常丢三落四。有时候自己吓唬自己,想像单位的领导知道了那天晚上的事,准备找我谈话,我该怎么应付,是坦白交待还是全部否认,一直想到自己心跳加快、大汗淋漓。最近一些老同志要退休,我很可能再被提半级。但一个做过那种事的人该被提拔吗?即使他们因为不知道我做的那种事提拔了我,我内心也会忐忑不安的。”

“有了这些问题,心理学方面的书我也读了不少,想知道自己的脑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照书上说的标准,我觉得我患了强迫症、焦虑症、抑郁症、疑病症等多种心理疾病。”

我听完他的叙述,又问了他几个相关问题,就建议他做系统的心理治疗。他问药物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说药物也许可以缓解焦虑症状,但不能消除他认为自己患了艾滋病的怀疑和恐惧,更不能解决导致这一系列症状的性格上的问题。他想了一会儿,便同意做心理治疗。我们约定,每周谈一次,一次五十分钟,总共谈三十次。

在前七八次谈话中,我要他谈小时候的经历,他不太愿意谈,他说,我这些事,与小时候有什么关系?我五六岁的时候,别说什么找小姐,连艾滋病都还没出现呢。要是现在像过去一样,没有艾滋病这鬼玩意儿,我哪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说,那不一定,即使没有艾滋病,你也会把其他的病往自己身上扯,梅毒、淋病、麻风病、尖锐湿疣等等,哪一样不会让你觉得愧对妻儿、斯文扫地?这些病与艾滋病惟一不同的就是会导致死亡,但死亡的威胁在你的问题中也许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对小时候经历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你在做了那种事情以后,会怀疑自己患了某种疾病。他沉思良久,最后同意了我的说法。

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无兄弟姐妹。父亲是一家工厂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中学老师。父亲对他很严厉,在他印象中,好像很少看到父亲笑。父亲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真正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父亲甚至对他说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会学习,动物不会。这句话现在看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学习仅仅指学习课本上的那些东西;另一种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学习。他那个时候的理解,肯定是狭义的,所以并不正确。除了学习,做任何其他事情,都会被父亲认为是浪费光阴、虚度年华。有时候他跟小朋友一起玩,玩的时间稍长一点,父亲就会严厉地批评他。如果他犯了什么错误,比如考试因为粗心被扣了分、说了脏话、与别的小朋友打架等等,那批评就更加严厉了。父亲似乎没打过他,但那些批评有时实在是比挨打更令他难受。母亲则对他一味娇纵。他的感觉是,他提任何要求,母亲都会设法满足他。

从第九次谈话开始,我试着对他的症状做出心理学的解释,我问他,你认为跟小姐发生性关系是犯了一个错误吗?他说,这还用问,我都后悔死了。我又问,在你的标准中,哪些错误比这个错误轻一些,哪些错误比这个错误更严重一些?他好像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想了一下才说,轻一些的有小偷小摸、打架骂人,等等。重的有贪污受贿、杀人放火,等等。我接着问,你那个错误,该受什么惩罚呢?他说,如果被警察抓着了,大约会被罚款,或者拘留。我说,你没被警察抓着,是不是就不会受惩罚了?他犹豫了一下,反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些问题,就相当于惩罚?我说,是惩罚那是什么?

经过反复的解释,他终于明白,是他头脑里的“警察”不同意他的做法,便采取了让他产生精神症状的方式来惩罚他。犯了错就必须受到惩罚,这是他从小跟他的严厉的父亲打交道所学会的原则。后来他又问我,这个惩罚会持续到何年何月,我说你估计呢。他说,就算要坐一年牢,那也该刑满释放了,我这一年,真是比坐牢还难受,如果坐一年牢可以没有那些问题,我宁愿坐一年牢。

我告诉他,有这些问题,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你以后继续做那样的事,虽然感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大,但总还是有可能的,你的恐惧感,恰好可以阻止你再做那些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保护了你的生命和前途。他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即使做那种事情有快乐,但痛苦更大,以后无论如何不会再做了。

我继续解释说,你的那位同学也做了那样的事情,但他的恐惧比较少,那你比他多的恐惧就可能不是因为那件事情引起的了。我估计,你内心深处已经有一个恐惧的基调,那件事只是一个导火索,把隐藏的恐惧激活了,所以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叠加之后的、难以忍受的恐惧。他说,我怎么没感受到那种恐惧的基调?我说,比如在你跟单位领导打交道时,你感受到了恐惧吗?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猜得对,我对我们单位几位不苟言笑的领导有一些恐惧感,总担心做错了什么事,会被他们批评。我都这么大年龄了,又是一个小头,管着那么几十个人,还说我怕谁,那是我完全不能承认的,我只能承认我尊重他们。你说穿了我自己都回避的心思,我心里就明白了,反而觉得不那么怕了,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会有好处,最起码可以让我工作得轻松一些。

到第十五次谈话,他的害怕把艾滋病传染给妻子的想法还是没有减少。我开始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我问,你说你跟妻子关系很好,但有没有吵架的时候?他说,当然有,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吵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处理与双方长辈的关系上有一些意见分歧,二是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有一些冲突,有几次吵得很厉害,我甚至想过离婚,但没有说,我知道那是底线,不到万不得已,既不能说,也不能做。我问,吵架之后你们讨论过吵架的原因吗?他说,没怎么讨论,时间一长,就自然淡化了,再说有些事情根本就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我问,那可不可以说,你对妻子有一些怨气。他说是的。我又问,那你找小姐是不是对妻子的攻击和报复?他说,不是不是,我怎么会这样报复她,我只是酒后失控而已。我反问道,失控二字是不是反而证明,你没喝酒还可以控制自己的报复行为,喝酒之后就控制不了了?

他眼睛紧盯着我,似乎不敢相信我说的话,但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之间已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所以他不认为医生会胡说八道。想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也许你是对的,不过只有一部分对。我说,我也认为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对。这次治疗以后,他和妻子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交换意见,谈完之后他觉得害怕把艾滋病传染给妻子的恐惧消除了一大半。这一效果的心理学解释是,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被压抑的攻击性被揭示以后,它就不再会在“背后”搞我们的鬼,即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是不承认对妻子的攻击,便用看起来是很爱自己的妻子、怕她得了艾滋病的方式把那些攻击性掩藏了起来,正是这种矛盾使他焦虑不安。

针对他不相信艾滋病的检查结果这个问题,我给他讲了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上高中时,有一次突然心跳加快,心脏好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感觉很恐惧。家人带我去看医生,做了心电图,医生说没有问题。我当时的感觉,首先是很高兴,然后呢,还有一种很失望的感觉。我都觉得我这种失望感很奇怪,难道我会荒唐到希望自己患心脏病的程度?听完这个故事,他说,他在拿到检验结果时,感觉跟我一模一样,也有失望的感觉。他还说,人性真是太复杂了,有些东西简直是匪夷所思。

我解释说,这些东西也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我们希望自己生病,是我们内心深处残留的一些儿童心理在作怪。小时候,我们生了病,就能够得到父母更多的关心,生病后犯了一点小错,也会被原谅。长大以后,我们自己不会允许自己装病,但潜意识里会留下一些希望自己生病的想法,以获得病人的“特权”。我上高中时学习很紧张,病了可以顺理成章地不学习、不参加竞争激烈的高考;你做了那件错事,如果病了,就可以被原谅了。他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第二十二次治疗后,他的症状就基本消失了。偶然想到艾滋病时,也会感到恐惧,但程度很轻,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在最后一次治疗中,他问我是否也认为跟小姐发生性关系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我说,我是医生,不是道学家,我不做道德评判,但问题在于,你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你为什么还要我来告诉你一个道德标准?他听后哈哈大笑,说,按照你教给我的分析,我问这个问题,就说明我还有一部分小孩的心理,总是要别人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些心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一样,你一不留神,它就要跳出来捣乱。我听后也哈哈大笑。

我们在2001年的年底结束了治疗。2002年的春节,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张贺卡和一封信。信是电脑打印的,信中说他现在很好,对我给他的帮助表示感谢。还说,他希望我把他的故事用匿名的方式写出来发表,以教育和帮助那些做了跟他一样的事情,并且也处于痛苦之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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