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安宁读书会:你不知道的自己:第七十一章 “非典”时期,我们不是只有失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天花、霍乱、鼠疫等疾病,每一个后面都躺着数以千万甚至上亿的牺牲者。没有对这些疾病的征服,人类很难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息。

21世纪初,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变种袭击了我们,它可以导致非典型的肺炎,可以夺走人的生命。而且它还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和速度蔓延,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都感受到了它的威胁。

“非典”病毒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一些人死去了,他们的亲人从此就要生活在悲痛之中;公众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国家经济也受到了难以估量的打击。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损失。但是,在这一“国难”之中,我们却不会仅仅只有失去。

汉语里,“危机”这个词有双重的含义,第一是危险,第二是机会。也就是说,危险和机会总是并存的,有危险就会有机会。所以在“非典”时期,除了对付这一疾病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如何使这一危险变成机会。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最后如果仅仅只是战胜了一个疾病,而没有其他的收益,那实在对不起牺牲者在天的英灵。

系统式家庭心理治疗理论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某一个家庭成员患了心理或心身疾病,那说明整个家庭关系都有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的疾病是由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制造”的,是家庭成员互动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家庭治疗师会想尽一切办法打乱这个家庭的原有系统运作模式,从而使疾病得以好转。这种打乱系统的做法,专业上叫做“扰动”。

举一个例子,一个十岁的男孩,患严重的焦虑症,害怕见人,不敢上学,担心自己随时会死掉。其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了解到,在这个家庭中,夫妻关系不好,经常吵架,而且是当着孩子的面吵。吵完架之后,经常还有长时间的冷战。冷战时孩子就成了双方争夺的目标,孩子却经常不知道向着谁才好。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孩子的问题,是夫妻关系的问题的反应,所以在治疗时应该从调整整个家庭关系人手。心理医生想先把系统扰动一下再说。很多情况下,心理医生扰动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有些荒唐。对这对夫妻,扰动的方式是布置一个吵架的家庭作业:每天晚上八点整,分秒不差,夫妻俩不管有没有理由,都准时开始吵架,吵15分钟,然后准时结束。孩子则负责监督他们作业的完成情况。最后的结果是,双方按照要求吵了,一个星期,就实在吵不下去了,他们对医生说,他们觉得吵架是天底下最没有意思的事情。这样的家庭作业,就是扰动:家庭之外的一个新的力量进入了系统之中,从而改变了系统运作的模式或者动力,情况就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大的系统。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国家百孔千疮,处处都是问题。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极力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其中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借助外力对我们国家这个大系统进行“扰动”,这一扰动的极致,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事实证明,这一“扰动”把中国推到了向天堂行进的路上。

虽然“非典”不是心理医生或者相当于心理医生的人有意制造的一个事件,但从效果上来说,却确实给我们整个社会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扰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从这样的扰动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作为心理医生,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心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上的成就,相对来说,精神上的成就要小得多。所谓精神上的成就,主要是指社会心态的成熟和稳定。“非典”突然降临的时候,很多人首先受到了较大的心理上的打击,具体表现主要是过度恐慌。由此导致情绪和行为上的紊乱,如情绪不稳定、乱服药物、抢购相关物品、不能正常工作、制造谣言或者相信谣言,等等。因为害怕“非典”,看心理医生的人也很快多了起来。从战略上来说,这些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比“非典”本身更大。

“非典”的“”下,我们正好可以加速社会心态成熟的步伐。要稳定社会心态,首先就要对付无处不在的谣言。谣言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虚假,在真实的信息被掩盖的时候,谣言就会乘虚而,野火般地泛滥开来。在开始的时候,部分决策者过低地估计了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试图使与“非典”有关的信息被限定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以避免发生社会恐慌。用意是好的,但方法错了,这给了谣言一个机会,实际上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恐慌。值得欣慰的是,这个错误得到了及时的纠正。各种媒体上每天公布的疫情,让谣言无处可藏,而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严重的事实,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从容地应对挑战。从“非典”开始,我们将学会不再遮掩真相、不再慌乱,这就为将来战胜更大的灾难做好了心理的准备。

“非典”是令人恐惧的,但更令人恐惧的是对恐惧的恐惧,是面对恐惧失去了镇静。成熟的社会心态意味着,灾难只会带来有限的损害,而不会导致全面的崩溃。正像一篇社论所写的,面对“非典”,我们更加众志成城。

由于“非典”的扰动,医患关系得到了改善,一度在公众中不太好的医务工作者的形象也被修正了。在患“非典”的人中,有不少是医生和护士,他们是在救治病人的时候被感染上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付出了生命。在这样的危险中,他们仍然在一批一批地前赴后继,壮烈得令人泪下。当然,这是他们的义务,就像战士必须上战场一样。但是不管怎样,用生命来尽义务,都是可歌可泣的事情。当你看到一个手拿报纸的年轻人,读医护人员抗击“非典”的事迹时眼中热泪滚滚,你就知道,我们正在积累着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这笔财富是我们失去了好长时间的,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关爱。拥有这样的财富的国家和民族,绝不会被任何灾难打垮。

还是因为“非典”,我们得以有机会改变很多人的卫生习惯,培养更多与现代社会相符的文明人。一个家庭物质上再富有,如果这个家庭的主人不讲个人卫生,那他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穷人”而已;同样,一个城市不管它有多少高楼大厦,如果它的许多市民还在随地吐痰,那就算不上一个文明的城市。在中国的所有城市的《市民守则》中,肯定都有“不准随地吐痰”的规定,但收效很小。“非典”肆虐以来,这一条规定被更加严格地执行了,违背者将被处以数十倍于以往的罚款。但这样的惩罚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每个人都感到,这样做可能会对自己和别人的健康都造成巨大的伤害时,他们就自然不会这样做了,而且还会监督他人也不要这样做。文明人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我们也不能小瞧了任何一个小的进步。更何况对我们来说,不随地吐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灾难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表达爱的最好时候。一位内向的男孩,暗恋着一位女孩,那个女孩在千里之外的大学读书,她所在的那个城市正是“非典”的重灾区,而且她住的那幢宿舍楼被隔离了。在腼腆对“非典”的战争中,“非典”赢了,“非典”彻底打垮了腼腆。不过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失败”。本来是几个月才会联系一次的,但从知道那个城市有疫情开始,男孩就每天给女孩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电话里说什么、邮件里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女孩接收到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那就是在这令人恐惧和沮丧的时刻,有一个人关心她、爱护她,这就够了。“我爱你”三个字,是女孩先说出来的,男孩听了以后,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可以想像,在疫情过去之后,有怎样的美丽的重逢在等着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想像,几十年以后,在儿孙绕膝之时回忆往事,他们会对恶魔般的“非典”有何种复杂的感情。如果说“非典”给我们带来了黑暗,那爱就是黑暗中的光,有一些光芒,恰好在黑暗中才分外地绚丽耀眼。

对很多家庭来说,“非典”也是一个“非常”的扰动。在生离死别的威胁之下,亲情、温情,就变得异常珍贵起来。我的一位来访者告诉我,他和他妻子结婚八年,感情已经趋于平淡。白天各上各的班,晚上在家除了吃饭和睡觉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节假日也各自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活动,很少一起做些什么,即使带孩子出去玩,也很少是一家三口同时出门的。虽然没什么争吵,但夫妻关系跟一般的朋友关系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春节过后,他正在疫区出差,随着“非典”的势头越来越大,他的妻子对他的牵挂便成几何数级增加。先是不断地打电话问情况,或者上网查资料,每多见到一个新发病例,就多了几分的担心。后来反复嘱咐他要小心,要吃好一点,少到人多的地方去,等等,不像是妻子对丈夫,倒像是母亲对儿子似的。他回家的前几天,她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回到武汉,她去车站接他,在站台上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连孩子站在旁边都不顾了。他说,那是结婚后最动情的一次,比恋爱的时候更有温情。

这位来访者最后总结性的话,给了我很多启示。他说道,平常大家都太忙了,被身外之事牵着走,很少能够停下来静静地想一想自己生活的质量,特别是情感生活的质量。我们的生活质量,是由很多东西决定的,除了物质的丰富之外,还要有很多精神的东西。在所有精神层面的东西中,亲情又是最为重要的,没有亲情,很少人能够活得下去;即便是能够活下去,也不可能活得好。“非典”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有时间审视自己的关系和情感,这种审视,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自己还有多少银行存款,曾经住过什么房子或者吃过什么东西,只会想到,我们爱过谁和被谁所爱过,以及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都跨越过什么样的激流险滩。

这是一场必须要赢的战争,也是一场一定能够赢的战争。我们所希望的,已经不仅仅是这场战争本身的胜利,而是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上天会保佑我们的国家,也会保佑相互爱着的华夏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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