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成都49中男生坠亡背后的罪恶——去个性化

5月9日成都49中一名花季少年,在自己就读的学校跳楼身亡,令人痛心不已。

虽然这件事已经完全澄清了少年系自杀身亡,生前还曾割腕自残,但这件事背后的罪恶却不应该被湮没。

首先是学校的管理者的罪恶。对于学校而言,遇上这样的事确实算是灾难,但是再大的灾难都必须要承担责任。而学习的第一做法表明,他们只想逃避责任。其实这种事情我们都经历过,都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学校这样的做法根本就是不是秘密的秘密。所以,我们认为少年母亲说学校不准她进校门一事确有可能。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我们教室门口挂着陶行知先生的介绍,其中有句话我将永远铭记。陶行知先生说:“教师的职责就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责就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每一个教育者都应该贯彻执行的教育内容。而我们的教育者自己呢?遇事先学鸵鸟,相互推诿。要不是这件事实在太大,根本掩盖不了,是不是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这种事情少吗?大家忘了,疫情爆发后,武汉的管理者是怎么下台的吗?不要说管理者没有这样想过,大家都不是傻子,但凡有一个人能够持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都不会做这样的危机公关,更不会对已逝学生家长持一副不冷不热的态度。管理者、当权者遇事隐瞒,第一反应是掩盖与逃避责任,怎么能做好教育?这是在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网上的一篇相关评论对学校的处置给予了恰当评价:

 

除去处理态度不说,学校的失职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是在很多很多学校里,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设置了心理咨询室,有谁真正重视过?等出了事才引起重视难道不是失职吗?这就好比每一次安全事故后,领导人都要下台是一个道理。为什么要让你下台?因为你平时的工作不到位。

平时工作不到位,存在侥幸心理;出事之后先避祸,存逃避心理,这就是极大的罪恶,因为你是教育者,以及教育的管理者。

其次造谣生事者的罪恶是最大的罪恶。

学校有罪恶,但网络上的造谣滋事者,添油加醋者,编造谎言者的行为才是最大的罪恶。这些人在不了解事情的全貌的时候,为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甚至是经济需求造谣、传播不实言论。他们明知道这些是编造的,但为了一己之私,就随意消费着整个的社会的信任感,肆意攻击某些无辜之人,实乃罪大恶极。

而无论是学校的教育者,还是网络造谣者,他们都有一个罪恶之源——去个性化。

去个性化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专业概念,是指个人在群体中,丧失了自己的同一性和责任感,因此导致个人做出一些在正常单独状态下不会做的事情的现象。而这些在正常单独状态下不会做的事情大多是侵犯性、攻击性、暴力性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事情,大多是反社会的。

关于去个性化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在1967 年,200个俄克拉何马州的大学生聚在一起,看到一个遭到挫折扬言要从塔上往下跳的年轻学生,他们就一起开始喊:“跳、跳、跳……”结果,这个学生真的就跳下去并摔死了。这200个俄克拉何马州的大学生当时的状态就是去个性化状态。因为身处群体之中,使这200个大学生变得兴奋,变得胆大妄为而出现了鼓动别人自杀的行为。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们就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去个性化。最终得出了导致去个性化的三个原因。

第一,匿名(隐蔽)性。在隐蔽条件下,行为主体觉得自己是一个匿名者,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庐山真面目”,做出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不会被人发现,这样就助长了个人的冒险心理,表现出平常不敢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也就是我们古代文化中所说的“贼心”。“贼”,见不得光,“贼”最胆大,也最胆小。而隐蔽,就让人不仅有了“贼心”,而且有了“贼胆”。

第二,责任分散。一个人在单独行动时,往往能从道德、法律和社会规范准则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行为,尽力避免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可是在群体中,其成员就会感到反社会行为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的,责任落到群体身上,或者分散到每个个体身上,个人不会承担对群体行为的谴责。同时感觉到“法不责众”,即使惩罚也是惩罚群体,而不会惩罚自己,因而责任感大大降低,产生了所谓的责任分散效应。“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群体的淹没性,这是去个性化者的主观感受。群体中成员的活动往往并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的,而是具有群体的意义,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这样群体就淹没了个性,而且群体成员越是无个性特征,他们的自我感觉越少,行为也就越缺乏自我控制。

由于这三个原因,让人们更可能抛开规范限制,失去个人责任感,出现去个性化现象。每个人都很少考虑自己行为的适当性,很少考虑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所以匿名的暴徒往往无恶不作,犯罪群体规模愈大,其成员愈容易丧失自我意识,变得凶残无比,丧心病狂。

在成都49中的整件事情中,去个性化处处可见。造谣滋事者、无脑传播者藏身于网络里,具有隐蔽性;有人一看转发数、评论数还挺多,于是自己也去做评论转发,这是“破窗效应”;身处网络,个人的身份就变成了虚拟的,而且有个共同的名字,叫“网民”;学校的管理者们都认为“这是49中的事儿,与我无关。”

其实,去个性化的实质就是在群体中,个体自身的责任心、责任感降低的状态。所以要改变这种现象就是要让个体社会化,利用去个性化的原因,尽可能地减少去个性化的程度,使责任分工明确,处在他人的监督之下,使每个人都难以逃避自己的责任。

试想,如果学校将学生安全与心理健康责任到人,还会出现这样的惨剧吗?即使偶尔也会出现意外,责任到人了,还会出现事后对家长不闻不问的现象吗?如果每个人使用电脑发布并传播言论都必须实名制,不实名制,就不允许发布社会时事,那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去散播不实言论吗?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对私家车女司机的伤害不能就这样随着往事随风消散,社会进步必然是要更加文明,更加文明的最基本诉求是每个人对自己的社会角色能够清晰并胜任。

悲剧发生了,我们除了痛心,还必须要做出最深刻的检讨和反思。要最充分从悲剧中学习到应有的教训。而今每年自杀的学生大有人在,难道教育者不该扪心自问,从悲剧中吸取的教训真的充分了吗?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错误时采取了错误的态度。犯错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样的错误,还在高频率地重复。

对于成都49中的教育者而言,对于全中国的教育者而言,这不应该仅仅是个意外。这是一条人命,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和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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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承宁,聆听安宁身体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创始人,最适合中国来访者的职业心理咨询师,是来访者最忠实的陪伴者和心灵守护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著名实用主义催眠师,婚姻情感咨询专家、神经症心理专家,心理督导师,社会医学专家,播音、朗诵爱好者,在某市广播电台做过职业播音员。专业心理学出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功底。毕业后一直从事职业心理咨询工作,至今已有10年,治愈了上百位神经症患者,并历时3年半帮助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摆脱精神类药物。

马老师在很多领域都能有效的帮助求助者解决问题,尤其在婚恋情感咨询和神经症治疗方面拥有专业的特色和丰富的经验。在治疗神经症方面,能够帮助求助者解决症状,重塑求助者的性格,彻底告别该种神经症。众多患者经过马老师的治疗,都已痊愈,重新过上了健康、幸福的生活。擅长婚姻咨询、神经症及性心理障碍治疗,并对利用心理学方法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内科疾病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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